人一石征收,赋税不高。但将历年积欠平摊进去,就显得有些强人所难了。”
“一手握着王法,另一只握着账本,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对上对下,他们都有正当理由搪塞过去。”
说这话的时候,凌汉还瞧了一眼太孙的脸色。这催科可是朝廷允许的,尺度大小,也全由地方官吏自行其事。
都察院的御史到湖广后,两位布政使也是抱委屈,区区典史,未入流的小吏,没有府、县两级的文书,别说面君了,就算是布政使衙门也进不去。
而地方清缴积欠,争取一个定量的额度,是地方官的要务。争税就要有冲突,就要有人反对。如果,人人都不交税,那他们如何对朝廷的交待呢,如何保全自身的性命呢?
听到这,朱雄英敲了敲桉子,冷冷言道:“所以,他们就对百姓施加高压,打的打、关的关,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只能远走他乡避税。”
“或者卖儿卖女、眼睁睁的看着老弱残疾者,在大灾之年活活饿死?”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我们为了保证赋税,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和官位,不得不他娘的逼着百姓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朝廷是要清缴积欠,可没让他们在大灾之年清缴吧,就因为所谓考课,有个光鲜的成绩单,他们还真是一点底线都不顾了?钻空子,钻出人命了,还嘴硬呢,脸都不要了?
《大明律》说的清楚:若迎车架,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
是,朱雄英承认,在洪武朝,有些民众为地方官吏利用,甚至出现许多以歌功颂德或,故意报复为手段,趁机诬陷他人的情况,击登闻鼓的人可谓鱼龙混杂。
所以皇帝又加以限制,凡到京申述之人,不问所告之人、之事原由如此,击鼓者皆要发往云南充军。
青文胜是官吏,他不会不知道这条规矩;而其擅离职守,即便有冤要申,先被治罪的也只能是他,且奏疏也不一定能递到皇帝面前。
但常德府所制定的三年清缴计划,明显超出了所治地百姓承受的极限。青文胜也是逼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才在击鼓后自缢的。
“臣今日来,有四事进谏。”,话间,凌汉从袖子里套出一份奏疏,呈给朱雄英。
其一,常德府、龙阳县的桉子,要深入调查,除了过度迫民之外,是否有人趁机中饱私囊之举。
其二,官员上书言事,是不是唯品秩论,高阶官员都是对的,低阶官吏甚至连说的机会都没有。都察院是御史衙门,切以为此乃堵塞言路之举。
其三,前元至大明建国,地方的赋税皆以官府报上来的田亩数戡定赋税,与实际相差之数,或多朝廷收不到,或少则摊在百姓头上,此乃地方痹症也。
其四,登闻鼓之制,能否恢复原制。难道担心诬告过多,就不准百姓伸冤吗?
看到了凌汉的奏本,朱雄英当即表示,后面三条涉及朝制变动,他需要觐见陛下,请示圣裁之后,再做决议。
至于凌汉提的第一点,现在就可以满足他。只见朱雄英喊进来一位侍卫,沉声言道:“传,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副指挥使-蒋瓛、千户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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