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在暗中支持外立，我前几天刚和俄国陆军部大臣交涉此事，如果外立，我必须派兵深入大漠。假如这个时候，同盟会继续在南方和我搞破坏，那我很可能前功尽弃，而外蒙也将，国内又是一片混乱。所以，同盟会真的不能再折腾，为了夺取政权而不惜充当搅屎棍的作用，以前是为了中国富强而努力，现在继续折腾，那就是纯属为了夺权而搞破坏了。”

　　宋教仁点头承认，道：“您说的极是，我现在也是深有同感。同盟会内部会党力量和地方势力极大，特别是近期扩会之后，成员复杂。此时此刻，我们已经不能任由野心家为了自己的目标而破坏国家的稳定和团结，故此，我才请求和您见面，共商国策。”

　　宋彪知道宋教仁指的是谁。

　　宋教仁和之间的矛盾实际在成立同盟会之后就已经存在了，在1907年至1909年之间的两次倒孙潮中，宋教仁都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他曾经在同盟会内部说过，“像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到目的，那是怎样都不可能的”。

　　宋彪不是反感和批评孙先生，但任何人都有缺点，而孙先生之缺点确实是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化目标，而无视现实的残酷，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局面和威胁。

　　理想是好事，理想过于拔高就是坏事。

　　宋彪没有去评说此事，他只是和宋教仁建议道：“尽快建立政党，倡议新的现代政党体制，以党制代替个人，以党章和党的集体政治理念去公开的推动中国发展。我们要推行光复革命，你们要推行共和革命，这显然是矛盾的，而如果你们推行民主革命，我觉得这就是不矛盾。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主如何落实到人民的身上，我一贯觉得一个省数千万人口，只有几千人投票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四万万国民至少有1

　　4参与投票，这才能勉强算是真正的民主。所谓民主，我以为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找到一个合适合理之对策，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去教育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参与国家的治理，将选举人票逐步的扩大，从每个省的一万人，扩大到几万人，再扩大到几百万人，最后是全省的所有人。”

　　听了这番话，宋教仁忍不住的赞同道：“您这样的想法真是太好了，我也一直为此而困扰，即便是在日本，我们所看到的民主和西方相比也非常的差，可至少是开启了民主的第一步。如果有您这样的皇帝在背后作为革命志士的源泉力量，我想，中国的前进已经是不可阻挡之势。”

　　宋彪想了想，沉重的答道：“少说废话，多做实事吧。我们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中国如此之大，想要治理好，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件事，何况我们的积弊如此之多，历史欠账又是如此之重。”

　　“是啊！”

　　对于宋彪所说的这一点，宋教仁也是不得不承认。

　　宋彪想到了孙逸仙所设计的一条道路，即“军政、训政、宪政”之路，这个设计似乎是好的，关键是人治本身的多种复杂性，而军政之路恰恰是地方军阀割据的源头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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