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国家社会主义，不可否认，我们在制度上同苏联、纳粹德国有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性的背后有一个共同原则，那就是保障国家在大规模战争中的实力，同时，我们也更多的保障了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保障了个人的自由。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是在施行一种介乎于英美和苏联、德国之间的特殊政治制度，但这种制度也有利于帝国的发展。”

　　说到此处，宋彪颇为严肃的再强调道：“特殊的制度正是我们的优势之所在，我们回顾过去，在唐绍仪内阁时期，我们就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制度，正是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张康年做为那个时期的财政大臣才能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几乎是奠定了今天中央政府的财政根基。张康年那个时期是很风光的，人人称赞他了不得，可当我们仔细的分析原因，更多的功劳还是制度本身的优势。我不认为现在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完全不需要改革，恰恰相反，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努力，首先要保证制度的优势，而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又取决于我们的思想，所以，回顾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全正确和错误，每一种社会思想和主义都有它的优点及缺点，而我们就要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去综合的衡量利弊。”

　　陈瑾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心里明白宋彪皇帝这番话的用意之所在，现在有机会竞选下一届首相的人很多，他就是其中一位，如果他想要赢得选举，就必须首先站在一位帝国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思考中国的未来。

　　制度取决于主义，而中国的主义是极其复杂的，其根本还是光复思想，只要有利于民族的强大和光复，那就是有利之事。

　　他明白皇帝的用意，并不急于答话，只是不停的默默点头认可。

　　说一句真心话，宋彪非常欣赏陈瑾的才干，如果能给陈瑾一个好的根基，陈瑾所能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于帝国所能起到的推动作用，能为帝国带来的国家利益将不低于当年被称之为“功在千秋”的张康年。

　　人们总是说张康年的十年财政大臣任期取得的成就是“功在千秋”，今时今日，在中苏、中日战争结束之后就能看出来，如果没有张康年当年留下的四大信托公司和规模庞大的中央政府投资性资产，帝国今日如何能有这样雄厚的根基？

　　所以说，一个好的财政大臣很重要。

　　在同陈瑾的谈话中，宋彪同时开启了两个话题，一个是英德美三国对帝国的不同特征的威胁；二是帝国政经主导思想、主义和制度同英美德苏的不同之处。

　　陈瑾很聪明，他知道皇帝所说的这两个话题实际上是一个话题。

　　在帝国的视野中，苏德的两种左右极端主义对帝国确实存在很大的威胁，但不像英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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