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的,而是在看到不放弃一些权力,将失去自己的所有,才会选择“开明”。社会基础变了,统治者必需适应这个基础,否则就只能被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可以复辟,但制度却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制度,皇室永远失去了以前的种种特权。而民众的权力却渐渐增大。
酒徒以为,民主的建立,不是在人性“善”和“恶”的基础上,这点不敢苟同老兄的意见。酒徒一向不赞成以“善”和“恶”的标准来看问题,因为是学工科的,所以更赞成用“可行性”和“可靠性”来分析问题。西方式民主的优越之处,不在它道义上的高尚,而是它是目前最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方式,他未必是最先进的,但是是目前最可靠的,也是风险性最小的。
同理,中国为什么几千年以来,儒家思想要一直占主导地位,因为儒家思想是最适合农业社会的管理思想。酒徒对儒家,并非天生厌恶,而是在工业社会后,儒家思想必需退出历史,或者,挂着原来的马甲,改变自己的本质而适应社会。如同酒徒在书中写的那样,来一场“复古运动”。其实,西方的现代启蒙,文艺复兴,与其说复兴,不如说是一种新思想借了古希腊的外壳,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和改革之前的基督教,已经完全是两个方向。儒家思想和民主思想之间,不像老兄想的那样,存在东西方壁垒。而是存在时间形成上的差异。所以,儒家思想要么被彻底抛弃,要么砍掉几千年的枝干,从根本上让它长出新芽来,现阶段,很难看到第三条选择。
只有在资本诞生之后,民主才会诞生。所谓平等也好,社会契约也好,如果简单的看,都是商业法则。只有频繁交易时,平等才会被频繁提出,因为没有一个人人遵守的公平交易规程,买卖就无法继续。交易多了,权力和义务也成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交易,履行了义务就可以要求权力,否则,履行义务的积极性也就消失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的建立,首先必需是百姓有了平等的要求。无论什么时代,如果百姓没有这个要求,或者总是自觉地去维护不平等制度,以期待有一天自己可以爬到上方当“精英”,平等就永远不会实现。
所以,酒徒一厢情愿地选择了在朝廷不管的蛮荒之地,让商品经济慢慢从石逢中探出头来。当社会组成部分从农民变成了工商阶层,你能想像一个皇帝有这个力量让他们退回去吗?你能想像他们能容忍政府随意把他们的财富化为乌有吗?并且,当枪支变成新兴的有产者轻易地可以造出时,精明的朱家父子敢向他们下手吗?即使下手,新兴的军队能服从命令吗?到时候,到底哪一方手里拿的是烧火棍都很难说。在酒徒的构想中,最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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