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对前来求和的柔然使者说：“你们蠕蠕先祖社仑乃我大魏的叛臣，之所以暂时不来攻打你们，只不过现在江南未平，所以让你们多活几天。想和我国通和，是不可能的。如若你们称藩修礼，那么我国自会优待于你。”

　　由此可见，宣武帝的目标是天下，他的抱负是要统一南北，廓清宇内。但他既不能像孝文帝那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也缺乏必要的战略眼光，白白浪费了孝文帝留给他的大好局势。

　　钟离之战前，他两次拒绝邢峦的正确建议，放弃在西线夺取益州，将大兵集结在东线，损兵折将之余，还逼得益州刺史王足投了南梁。钟离之战后，他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以东线为攻击重点，寻机报仇雪恨。没料想，旧恨未消，又添新仇。

　　郢州司马彭珍于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叛逃，带领梁兵攻打郢州治所义阳。悬瓠将领白早生也杀了豫州刺史司马悦，向南梁的司州刺史马仙琕求援。宣武帝派元英、邢峦南下征讨，没费什么工夫就夺回了叛降的各城，马仙琕也被元英击退。信誓旦旦的元英一路紧追马仙琕，欲报钟离之耻，听说韦叡的援军就在前方，便不再追赶。

　　看起来元英是患上了“恐韦症”，即便有面对面报仇的机会也不敢贸然行动；同时也说明北魏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像过去那么让人放心了。此战结束后过了一年（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元英抱着终身的遗憾病故，“战神”韦虎也从此定格为北魏克星。

　　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形势反转。南梁的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发生内乱，守将刘晰被民众所杀，首领王万寿向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求援。卢昶派郯城和琅琊的守将张天惠和傅文骥前往救援，打败了南梁的守兵，占领了朐山。这时宣武帝又犯了战略方向的错误，他听从卢昶的上表请求，派出多支军队，累计十万多兵士，力图守住朐山。

　　朐山地处海滨，与青冀两州的治所郁洲（今江苏连云港）隔海相望（南梁的时候，郁洲是海中的一个小岛，不与大陆相连），是南梁北上进兵的前沿阵地，不容有失。而这个小镇对于北魏的意义则没有那么大，它并不位于北魏南下的主干线上，离南梁其他的战略要地也不近，一时花大力气守住了，也不可能以此为据点，向南推进。守朐山，根本是赔钱的买卖，性价比太低。

　　这一观点，是御史中尉游肇等人所认同的，宣武帝却想不到。统领大军的卢昶，是北方名门之后，与高允同时代的卢玄之子，读书好，学问大，指挥作战一窍不通。他的大军没有办法进入朐山参加防御，也不能对攻城的马仙琕构成威胁，甚至连粮草都无法运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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